天风海涛，鹭江深长

春秋代序，岁月峥嵘

今天

厦门大学迎来100周年华诞

百年来，厦门大学这座海上花园学府群贤毕至，语言学家林语堂、文坛巨子鲁迅、历史大师顾颉刚、人类学家林惠祥等都曾在此教书育人；百年来，这座中国重点大学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先后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40多万名学生。

1984年落成的陈嘉庚雕像（王东明 摄）

让我们一起回望百年厦大的名师大家，聆听他们与厦大的情缘学缘，学习他们身上的著学品格、做人态度、学术追求，共“为吾国放一异彩”。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顺序）

01

陈嘉庚（1874-1961）

厦门大学永远的校主

左：筹建厦门大学时的陈嘉庚右：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演词

说起厦门大学，就不得不提到陈嘉庚。“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创办厦大，又岂能久待？”1921年，正处于国家危难和民族现代化觉醒的严峻时刻，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倾资创办厦门大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

厦门大学首批校舍群贤楼群

嘉庚独立维持厦大16年，即使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他仍然不放弃办学理想，称：“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陈嘉庚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坚持办学。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华侨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虽然陈嘉庚已经离开半个多世纪，但他的故事一直在厦大人口中传诵，厦大师生尊称其为“永远的校主”。

02

林文庆（1869-1957）

带草创之时的厦大步入正轨

林文庆（右一）

1921年，林文庆放弃好友孙中山提出的“外交部长”职务邀请，远赴厦门成为厦大第二任校长。有趣的是，促成林文庆出任厦大校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夫人殷碧霞老家就在厦门鼓浪屿。

       厦门大学刚成立时，只有师范和商学两部，在林文庆的苦心经营下，到1930年，设立了文、理、法、教育、商五个学院21个系，其中还有天文系，并建成一所天文气象台。

治校十六载，林文庆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组建了一支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经他主持安排，林语堂、鲁迅等一大批名人南下，厦门大学一时“群贤毕至”。

03

  李光前（1893-1967）

为厦大捐了24栋楼

       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原名李玉昆，1893年出生于南安县芙蓉乡（今南安市梅山镇竞丰村），是新加坡著名的华人实业家、教育家。他一生热衷公益，为中国和新马地区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陈嘉庚之后东南亚地区最为杰出的华侨领袖之一。在厦门大学的发展史上，李光前先生留下了辉煌且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嘉庚（左）与李光前（右）合影

在陈嘉庚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里，李光前给了他莫大的帮助。1933年，陈嘉庚将名下三个橡胶厂租给李光前，约明获利要分一半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作经费。1934年，李光前与黄奕住、林文庆等人向厦大和集美学校捐了10万元。1936年，李光前又单独捐资5万元以供陈嘉庚作厦大等校的基金。

新中国成立后，李光前又向厦门大学捐了一笔巨款，作兴建校舍之用。新建校舍共计24栋，总建筑面积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一倍。

04

萨本栋（1902-1949）

让厦大在战火中发展壮大

本栋毕业于于清华大学，在厦门大学八年，他被称为厦大“最牛”校长——在抗战期间，他带领厦大坚持办学、弦歌不辍，使厦门大学赢得了“南方之强”美誉。

1937年，36岁的萨本栋在抗战炮声中从清华大学来到厦大，为了躲避战火，他制定周密计划，将厦门大学较为完整地迁往千里之外的山城——长汀。

在清华期间，萨本栋爱打网球，曾是清华网球队的主力，潇洒英俊、器宇轩昂。到长汀后，萨本栋舍身治校，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厦大，到1943年，他已是“面色苍白，弯腰驼背，拄着拐杖”。

05

王亚南（1901—1969）

奠定厦大经济、管理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王亚南首先是一名杰出学者。他是《资本论》首译者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国内“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一辈子都在学习、研究、工作，发表了41部学术著作（译作）和340多篇学术论文。

1950年，王亚南（前左五）与厦大经济研究所首届研究生合影

而对于厦大人来说，王亚南首先是他们的校长。王亚南对厦大所做出的贡献，并不逊色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作为厦大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校长，王亚南奠定了经济、管理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确定了厦门大学培养研究人才、科学的育人目标，倡导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王亚南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在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作家徐迟曾称赞王亚南是“一个懂得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家”。他对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关怀、帮助和扶持已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06

汪德耀（1903—2000）

     阻止厦大迁往台湾

   汪德耀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在五四运动中，曾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中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与北洋军阀当局的谈判。

1943年汪德耀应聘为厦大教授，先后任生物系主任、理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45年9月，任厦大校长。抗战胜利后，汪德耀在组织学校战后重建以及解放战争期间保护厦大师生和资产安全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汪德耀接到国民党接连两封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汪德耀表面应付，前往台湾为厦大“选址”，但返回厦门后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实际上阻止了厦大迁往台湾。

此后，汪德耀长期在厦大任教，作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从事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硕果累累、桃李芬芳。

07

罗扬才（1905—1927）中共厦门大学支部首任书记

       罗扬才，1924年考入厦大预科，1925年转入厦大教育学本科。1926年，按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罗扬才、李觉民、罗秋天三人，在厦大囊萤楼一楼罗扬才的宿舍，宣告中国共产党厦门大学支部成立，罗扬才任支部书记。

罗扬才领导的党支部，以厦大为基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他们像撒出去的革命种子，在各地生根发芽，成为当地党组织的创建者和发动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人。厦大党支部是名副其实的闽南、闽西地区革命的摇篮。1927年4月9日，厦门发生反革命政变，罗扬才、杨世宁等7人被捕，后被解往福州关押。在狱中，二人坚贞不屈，于当年6月2日英勇就义。

罗扬才烈士的革命精神是厦门大学“四种精神”之一，指引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厦大人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厦大人的贡献。

08

鲁迅（1881—1936）

在厦大创作多部优秀作品

      “背山面海，风景绝佳。”1926年，鲁迅初到厦门大学任教时，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厦门大学的第一印象。

在厦门大学执教时，鲁迅通常穿一件灰色的长布衫、脚穿胶底布鞋，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期间，他还接连完成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五篇文章；并在厦门写下《汉文学史纲》，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等，共约17万字。鲁迅不仅留下大量优秀作品，还把自己的睿智和精神留给厦大，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

09

林语堂（1895—1976）

把半个北大搬来厦大

1927年，林语堂（左三）、鲁迅（左四）等在厦门南普陀合影

林语堂，出生于平和县坂仔镇。林语堂才学广博，学贯中西，一生著述甚丰，在文学创作、语言和文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作品《京华烟云》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学者作家，虽然在厦大的时间不长，留下的影响却是绵长的——他把半个北大搬到厦大来。1926年9月，林语堂出任厦大文科主任，不久，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古史专家顾颉刚、语言学家罗常培、哲学家张颐、中西交通史家张星烺、考古学家陈万里、编辑家孙伏园和作家章川岛等一批大师接踵而至。一时间，厦大校园群贤毕至、名师云集。

10

卢嘉锡（1915—2001）

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

       从1923年建系以来，师资力量雄厚的厦门大学化学系人才辈出，卢嘉锡就是其中的一位。1934年，卢嘉锡毕业于厦大化学系。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1945年回国后历任厦大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81年，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卢嘉锡不仅是我国结构化学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伯乐”。抗战胜利后，厦大经费困难，人才缺乏。卢嘉锡认为，送师生出国是培养人才最快捷的方法，如果选人选对了，很快就有成效。于是，卢嘉锡把系里一大批优秀人才推荐到国外学习，特别注意培养科研梯队。后来这些留学生回到厦大，成了化学系的教研骨干力量，证明了卢嘉锡选人的眼光。目前厦大化学系的主要学科框架——电化学、理论化学、结构化学和催化化学，学科带头人几乎都与卢嘉锡的培养有关。

11

陈景润（1933—1996）

“我在厦大度过一生中难忘和幸福的时光”

陈景润是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第一届毕业生，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但表达能力差无法胜任工作，一年后回到福州老家。后来，时任校长王亚南把陈景润带回厦大。

回到厦大后，陈景润专心研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写成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这是陈景润的第一篇论文，当时的厦大数学系主任李文清通过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关肇直研究员，把论文转给了华罗庚所长。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华罗庚颇为赏识。1957年9月，陈景润正式调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成为华门弟子。

之后，他发表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与不超过两个素数乘积之和》（即“1+2”），把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推进了一大步，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他的成功为这一数学领域开创了新路，为中华民族赢得荣誉。

陈景润使用过的煤油灯和留下的手稿

厦大培养了陈景润，成就了陈景润。陈景润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也成为了厦大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陈景润生前曾一再表示：我在厦大度过一生中难忘和幸福的时光。

12

林惠祥（1901—1958）

厦大考古系的开山鼻祖

厦门大学是我国最早从事考古教学、研究的高校之一，具有80年的考古教学研究、60年的民族考古专门化和40年的考古专业的办学历史。厦大考古系的开山鼻祖是林惠祥，他也是厦门大学文科第一号毕业证书持有者。

林惠祥的本科毕业证书

       林惠祥于1931年受聘于厦大，并开始开设“考古学”“人类学”相关课程。1950年代起，林惠祥主持编撰的《考古学通论》成为国内最早编写的考古教材之一。此后历史专业设立“民族考古”专门化，林惠祥的“民族考古”专门化学生成为建国初期我国考古战线上的重要力量。

1973年，厦大正式设立考古专业，在教学方面形成了中国考古学核心课程与地方特色结合的学术传统。在这样的传统熏陶下，厦大考古人继承林惠祥先生衣钵，浓厚的史学积淀让他们与众不同。

13

高捷成（1909—1943）

红军会计制度创始人

厦大经济系1928级校友高捷成烈士是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为中国革命乃至新中国的经济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6年，年仅17岁的高捷成受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影响，参与到反帝斗争的运动之中。之后，他于1928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在这里的学习为他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在高捷成的领导下，冀南银行在山西小寨村成立，高捷成任首任行长。冀南银行后来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而华北银行即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

 1943年，因汉奸告密，高捷成在掩护战友撤退时，于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身中日军刺刀，壮烈牺牲，年仅34岁。

14

蔡启瑞（1914—2016）

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1937年蔡启瑞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50年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并在厦大任教；1958年秋，在厦大组建中国高校的第一个催化教研室，开创了中国催化科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基地；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蔡启瑞这个名字和中国催化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他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用美军战俘换回来的科学家之一，是中国催化科学的奠基人，是卢嘉锡口中“探赜索隐老而弥笃，立志创新志且益坚”的科学家，也是厦大人尊称的“蔡先”。

蔡启瑞有着异常谦逊的人品，他曾经是厦大有史以来第一个自请降级的人，他的一项研究曾被评价为中国C1化学（碳一化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本来拟推荐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但蔡启瑞觉得工作美中尚有不足之处，主动将其改为申报三等奖。

厦大校方曾概括说，蔡启瑞的精彩科研之路由三大块组成：配位络合催化理论，固氮成氨以及碳一化学。他一个人获得三次国家自然科学奖，这是国家级含金量最高的奖项，一般来说，获得一次已经很了不起了。

15

韩国磐（1919—2003）

厦大魏晋隋唐史学科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定者之一

韩国磐1945年毕业于厦大历史系，1946年起开始了在厦大57年的教学生涯，是文科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厦大魏晋隋唐史学科和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奠定者之一。他一生著作等身，1975年因食道癌切除20厘米食道后，虽疾病缠身，仍笔耕不辍，有一半以上学术论著都是在术后完成的，所著的《隋唐五代史纲》和《魏晋南北朝史纲》曾获国家教委颁发的优秀教材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堪称经典之作。

他更身体力行地活跃在教书育人的第一线，桃李满天下，所开创和建设的团队在学术界享受很高的声誉。他在一阙咏梅词中有“不管阴晴与昼昏，总把清香吐”，体现了坚毅达观的精神境界，也是其意志品质的最好写照。

16

潘懋元（1920— ）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

       潘懋元，文科资深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1941年考入厦大教育系，1946年10月回到厦大执教。

      潘懋元从上世纪50年代就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他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专著——《高等教育学》，奠定了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对高等教育事业“人不下鞍，马不停蹄”的不倦追求，让这位百岁先生至今依旧躬耕在教学科研第一线。

17

葛家澍（1921—2013）

带动厦大会计名列全国第一

       文科资深教授葛家澍，带动厦大会计成为厦门大学的一张名片、中国会计界的一面旗帜。

       1945年，葛家澍毕业于厦门大学商学院（主修会计学），并留校任教68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葛家澍被认为是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第一炮的人。现在使用的会计记账法——“借贷记账法”一度在中国被严厉批判并被抛弃，人们认为它“体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是有阶级性的。1978年，刚刚获得“解放”的葛家澍毫无畏惧地发表了《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指出，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载经济业务的手段，不同的记账方法的区别仅在记录方式、记账符号、记账规则、对账方法等，并不带有任何的阶级性。

       葛家澍一生潜心研究，刻苦钻研，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在学术上“独树一帜”，他的会计对象“资金运动论”、会计本质“信息系统论”等观点已成为我国会计学的主流观点。他也是促进并参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制定的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厦大会计学科多次在全国重点学科评估中名列所有经济学科第一。

18

余绪缨（1922—2007）

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余绪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中国现代管理会计学科奠基人。194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厦门大学并受聘于厦大任教，从此开启了毕生在厦大从事教学科研的生涯。60多年里，他站在学科前沿，创立了“控制现在和筹划未来”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等先进成果，是中国管理会计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编著出版了适合中国干部培训、本科生和研究生等不同层次需要的管理会计教材体系，教书育人、桃李芬芳。他是20世纪中国“现代管理会计”方向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招收了首位来自科威特的“洋”博士，标志着“现代管理会计”博士点的教学、科研达到了国际水平。

19

邓子基（1923—2020）

新中国财政学奠基人开拓者

       厦门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邓子基是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教育家，新中国财政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财政学界主流学派“国家分配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邓子基一生专注于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研究，致力于建立发展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理论体系，是“国家分配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荣膺“国家荣誉勋章”“世界500名人勋章”（英国）和“终身杰出成就金人奖”（美国）等称号。

       从教70多年来，邓子基先后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70余部，共计2000多万字（含合作），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十几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2017年，邓子基获得首届“中国财政理论研究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财政理论界最高奖项。

邓子基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为国家培养了100多名博士、博士后和300多名硕士，以及数以千计的财经人才。

20

田昭武（1927— ）

中国现代电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田昭武1927年出生于福州市一个诗书家庭，194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著名物理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上世纪世纪50年代，为解决我国电化学研究设备依赖进口的问题，田昭武跨学科自学，“啃”下数理方程、热传导、电子学等在当时看似与化学关系不大的理论知识，率先在我国开展电化学动力学研究。1974年，他带领科研团队研制的“电化学综合测试仪”获得成功，为我国电化学快速发展提供了测试仪器条件。1978年，该仪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他七十年的从教生涯里，田昭武始终坚持“继承、发展、超越”的教学科研理念，共发表学术论文193篇，发明专利34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以及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项，培养了一大批电化学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为我国乃至国际电化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电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如今已经年逾90的田昭武，依然初衷不改：“我还要继续努力，一方面做些实际的科研工作，一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尽我最大的努力回报祖国。”

21

钱伯海（1928—2004）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

   钱伯海195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国民经济统一核算标准总体规划组组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为“20世纪有成就的世界名人”；被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500名有影响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名录，并发给了奖章。

       钱伯海亲手创建《国民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民经济统计学》《企业经济统计学》四门新学科，出版专著和全国统编教材30余部，发表论文百多篇，累计在1200万字以上。他提出的“国民经济核算平衡原则”作为“钱氏定理”是有口皆碑的，为我国建立自有的GDP核算体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济学界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之父”。

22

余光中（1928—2017）

从厦门踏上诗路 为厦门留下诗作

余光中夫妇在厦大博学楼前合影

      “厦大是我母校，厦门则兼有故居与故乡的双重感情。当年在厦门，我读大二下学期，正是文艺青年的成长期，有强烈的创作欲，却不知该从何着手。不过当时的回忆却是深远的。”曾写出《乡愁》等作品的著名诗人余光中也是厦门大学校友，他从厦门踏上诗路，又为厦门留下诗作。
       1948年，余光中从当时的金陵大学转到厦门大学。虽然只在厦大读了一个学期，但他对厦门和厦大一直怀有深厚感情。余光中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扬子江船夫曲》，便是在厦门。他说，厦门的秀丽风光，是他成为诗人的触媒。离开厦门后，余光中还曾数次回到厦门，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故土。

23

林鹏（1931—2007）

“中国红树林之父”

       林鹏195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是我国著名植物生态学、红树林湿地生态学专家，被称为“中国红树林之父”。

       林鹏长期从事河口海岸红树林和陆地植被生态学研究，率先对中国六省区（包括台湾）红树林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是中国红树林生物量、生产力、物流能流等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专著《中国红树林生态系》填补了中国红树林生态系统学科的空白，为中国红树林的研究和生态恢复工程起到奠基作用。1995年，以厦门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海南岛红树林生态学研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随着红树林的保护和利用逐步上升为“国家行动”，厦门大学在海南的红树林研究也逐步扩大了范围。此外，王文卿等一批林鹏的弟子们接过老师的接力棒，带领着自己的学生团队，在海南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他们的一份份调研报告也得到了海南省和生态环境部等中央部委的肯定，许多意见建议被采纳。

24

唐仲璋和唐崇惕

（唐仲璋1905—1993，唐崇惕1929— ）

“女承父业”成就父女双院士

唐仲璋、唐崇惕父女交谈

       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崇惕是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家，她的父亲唐仲璋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寄生虫学家和生物学教育家，我国寄生虫学开拓者。唐崇惕耳濡目染，早在大学时代，就跟随父亲深入血吸虫病区、丝虫病病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防治工作。

       1954年，唐崇惕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工作，成为著名动物学家张作人的助手。上世纪70年代，唐崇惕和唐仲璋父女两人来到厦大工作。1980年，唐仲璋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1年后，唐崇惕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父女共同从事寄生虫学研究，又同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实为一段佳话。

唐崇惕在野外实验室工作

       唐崇惕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科研精神和家国情怀，传承给了她的学生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为中国的寄生虫学发展注入了新生力量。她所主持的教育部寄生动物研究室，也成为全国寄生虫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知名研究机构。

25

郑重与郑兰荪

（郑重1911—1993，郑兰荪1954— ）

一门出双侯，不负韶芳华

       海洋学科、化学学科一直是厦大的传统优势学科，这两个“王牌”学科离不开科研翘楚——郑重与郑兰荪父子。

1950年，厦大理、工两学院疏散到龙岩。1951年冬，时任副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卢嘉锡、海洋系主任郑重（左四）等人合影

       郑重，中国现代著名海洋生物学家。1947年回国后创立厦大海洋学系海洋浮游生物学专业，在浮游生物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著作《海洋浮游生物学》获得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特等奖。

郑兰荪

       郑重的儿子郑兰荪，是无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兰荪创立了厦大无机化学博士点，其研究课题“原子团簇科学”被国家科委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为我国乃至世界原子簇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郑重夫人顾学民也是厦大教授、无机化学家。1987年，郑重、顾学民夫妇设立了 “重学奖学金”，以表彰品学兼优、成绩突出的厦大优秀学生。2001年，郑兰荪向该奖项增资。父子两代人在厦大贡献才干，捐资助学，薪火相传，厦大情深。

百年来

从厦门大学走出去的名人数不胜数

厦门大学

培养了他们，成就了他们

他们留下的精神和足迹

成为厦大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激励着一代代厦大人

勇往直前、坚毅前行

来源 | “厦门大学”微信公众号 厦门日报 海西晨报 福建日报

制作 | 厦门市思明区纪委监委

审核 | 厦门大学

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l4Dmq5qpmgfox-PTBNPaMA